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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深化农村改革的哲学实践与思考

中共六盘水市委书记 李再勇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我市农村“三变”改革予以分析、解读,进一步揭示农村改革的哲学基础、现实逻辑、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努力在整体上为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思路与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农业农村发展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处于又一个转折时期,农村改革正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与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围绕健全共同富裕制度保障目标,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农村综合改革重大举措。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改革工作,2013年12月30日,时任省长陈敏尔同志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时强调:要围绕“人”的问题深化改革,重点研究解决进城农民落户、社保制度改革等问题;围绕“地”的问题深化改革,保障农民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承包林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合法权益;围绕“钱”的问题深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向农村延伸,拓宽融资渠道;围绕培育农村经营主体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围绕集体经济增收深化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2014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农村改革的部署要求,转思路、转作风、转路径,积极探索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受到了中央领导、国家部委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群众增收。2015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对我市农村“三变”改革作出“三变”似有值得更深层次上考虑其价值的意义的重要批示,并在2015年12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上要求:要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把闲置和低效的农村资源、资金有效利用起来,给农民创造财富。2015年6月30日,时任省长陈敏尔在省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部署加快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工作时要求:要总结推广六盘水市农村“三变”等成功经验,统筹推进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农业经营主体等规范发展。2015年8月25日,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座谈会在我市召开,省委书记陈敏尔批示:六盘水市积极探索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对于发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推动农村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9月21日,省委书记陈敏尔主持召开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全省“三变”改革推广方案,目前已在全省试点推广。“三变”改革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意义?为什么受到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本文重点从哲学的角度对“三变”改革予以分析、解读,进一步揭示农村改革的探索实践、哲学基础、现实逻辑和价值取向,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意义,努力在整体上为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思路与路径提供理论支撑。
  “三变”改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方探索实践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亲自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三农”问题开始的。在陕北当知青期间,动员全村搞了沼气化的科技活动;在福建工作期间,进行了发展大农业的“闽东思考”;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并在浙南成功实践;2003年提出“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战略,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发展理念。在习近平总书记“三位一体”的“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的“三农”思想指引下,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与我市发展的“现实逻辑”结合起来,对基层创新实践进行总结提升,提出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龙头,以产业为平台,以股权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以小康为目标,全面推进农村“三变”改革总体思路,通过股权纽带把农村各种资源要素整合到产业平台上来,创新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激活了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探索出一条深化农村改革新路。
  一是推进资源变资产,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围绕盘活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要素,以集体土地、森林、草地、荒山、滩涂、水域等自然性资产和房屋、建设用地(物)、基础设施等可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以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等进行核查清理、登记备案、评估认定,以股权形式入股经营主体,使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拥有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等法人经济实体的股权,按股权比例获得收益,让农村分散闲置的资源活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2014年以来,全市共83个乡镇(街道、社区)、881个村参与“三变”改革,共对1416.41万亩集体土地、70.81万亩承包地、6.4万亩宅基地、546.1万亩林权进行确权登记,共有36.79亩集体土地、19.09万亩“四荒地”、40.9万平方米水面和15.87万户的56.88万亩承包土地入股经营主体,通过股权收益,新增村集体经济收入8856.3万元,全面消除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村集体经济积累平均达到23.8万元,最高达到1031万元,最低达到2万元;农民通过股权收益年均收入1200元以上;农民土地入股后共有27万余群众在农业园区、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务工,务工人员年均工资收入达到1.23万元。
  二是推进资金变股金,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农村财政资金具有项目多、额度小、一次性等特点,导致财政资金无规模、财政投入效益低、财政支持不可持续等问题。我市将财政投入到农村的生产类发展资金、扶贫开发资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村集体发展资金等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户的股金,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按照集中投入、产业带动、社会参与、农民受益的方式,集中投入到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形成股权,按股权比例分享收益,提高资金的集中度和使用效益,形成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2014年以来,共整合财政资金4.505亿元,撬动村级集体资金3.82亿元、农民分散资金1.9亿元、社会资金33.96亿元,集中投入到各类产业平台,培育了189个企业、280个合作社、32个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大力发展猕猴桃、刺梨、核桃、蓝莓等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建成农业特色产业基地271.46万亩,2014年带动10万、2015年带动12万贫困群众脱贫。
  三是推进农民变股东,让增收的渠道多起来。传统的租赁关系难以将经营主体与分散农户紧密联系起来,农户缺乏参与现代农业经营的积极性。我市积极推动农民以土地、资金、技术等入股经营主体,改变了主要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的方式,既让经营主体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又让入股农户通过以承包地入股成为合作社、企业和家庭农场的股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由过去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促进农户与经营主体“联产联业”“联股联心”,推进共建共享发展,有效增加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培育了一大批职业农民。2014年以来,共有15.87万户57.06万农民变为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的股东;共开展新型农民培训99.6万人,培育职业农民2455户5029人,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问题导向:
  “三变”改革的现实逻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发源于困惑、疑虑与问题。一部哲学史,就是面对时代问题、分析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的历史。如果说农村改革必须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从价值层面解决为什么要深化农村改革的问题,那么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揭示深化农村改革的现实逻辑,则是从实践层面解决为什么要深化农村改革的问题。
  第一,生产力三要素分散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定义为“生产力三要素”。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三要素有机结合和培育的过程。具体实践中,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劳动资料是体现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作为劳动对象则是引入农业生产过程的必需条件。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特点是单个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小、适合于精耕细作的方式进行劳动集约型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但这种经营模式也带来农村资源分散、农民分散、资金分散问题,难以适应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需要,难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难以享受到金融、流通、科技等社会化大服务。2015年11月8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孙志刚在我市调研时要求:六盘水要围绕“立足煤、做足煤、不唯煤”做好大文章,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并强调农业产业化要抓好“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三个关键环节。“三变”改革正是立足我市作为资源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实际,抓住农村资源分散、资金分散、农民分散主要矛盾,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最大限度整合各种资源,激活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转变农民投资方式、创业方式、就业方式、增收方式,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优化产业结构,保证农村资产保值增值,发挥农村资金最大效益,解决好分散的农户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合算的问题。
  第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分得充分、统得不够”的问题。马克思从存在形态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把一般生产力区分为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个人生产力是指生产者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和生产技术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力量。社会生产力是指个人生产力通过一定的社会结合方式而形成的集体力量。但是,社会生产力不是个人生产力的机械叠加,而是个人生产力“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是与“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差别的新的力量”。我国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社会生产力与个人生产力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体现。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分”得充分、“统”得不够,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大量“空壳村”的出现,村集体对村民的服务能力逐步减弱,更面临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和弱势的交易地位。200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指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坚持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解决好“统”得不够的问题,“统”的载体、方法、路径又必须符合农村发展客观规律。“三变”抓住“统”得不够这个农村改革症结,通过股权合作和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推动农村改革由过去的“裂变”向“聚变”转变,实现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互配合、协调发展,让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
  第三,共同富裕的“短板”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是要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邓小平理论的精华。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经过30多年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基本达到,但是先富带动后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构建还有待积极探索,至今全国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这是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解决这个短板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现代农业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必须依靠农业生产组织的变革,构建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体系,让每一个群众都能公平地参与改革、积极地投身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变”改革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将传统农村家庭为主的生产单位变为以资源或资金入股的规模化经营主体,突出了生产资料的共有性、生产主体的共建性、生产收益的共益性,找到了个体积极性与规模化生产的结合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先富带动后富的结合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探索。
  矛盾运动规律:
  “三变”改革的哲学依据
  矛盾运动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三变”改革就是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改革探索和实践。
  第一,“三变”改革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普遍、最根本的客观规律,也是“三变”改革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但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也决定生产关系的形式。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关系应该具有不同的形式。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建立了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这是由当时“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并保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但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原来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开始暴露出各种弊端,成为束缚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开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实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突飞猛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农业在“四化同步”中成为短板,亟需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区域、工农业相互协调发展。“三变”改革正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农村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的生产关系调整。
  第二,“三变”改革源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哲学根基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大的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带来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个人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成为了生产真正的主人;二是使劳动和经营的成果与劳动者和利益直接挂钩,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三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个人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力的效率水平迅速增长。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9892元,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8.5%,减少农村贫困人口7.9亿,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实践证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全面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看待农村改革,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断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破解“三农”发展难题。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农村经营制度,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并作出了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积极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决策部署,这为“三变”改革提供了重大政策依据。所以说,“三变”改革是建立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的创新实践,是贯彻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三,“三变”改革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思维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蕴含着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的辩证法和方法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三变”改革贯穿了五大发展理念基本内涵,全面体现了“创新”、“协调”之于经济规律,“绿色”之于自然规律,“开放”、“共享”之于社会规律。从创新发展上讲,“三变”改革是围绕解决农村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实施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从协调发展上讲,“三变”改革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四化同步”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平均数高、大多数低等问题,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绿色发展上讲,“三变”改革围绕怎样才能既保住绿水青山、又创造金山银山问题,立足农村产业发展和资源优势,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充分激活山地资源、生态资源、政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各种发展要素,找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旅游价值“四个最大化”。从开放发展上讲,“三变”改革把千家万户的农户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系起来,放大了农民狭隘的生产生存空间,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农业向区域化、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从共享发展上讲,“三变”改革有效推动了资源要素有序流动、优化重组、互联互通,为人人参与改革、推动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机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共同致富。
  六种思维:
  “三变”改革的哲学启示
  改革的过程是一个透过现象找规律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从滞后思维向超前思维、从线性思维向复合思维的转变过程。“三变”改革以其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给农村改革带来深刻的哲学启示。
  第一,要用战略思维抓农村改革。“三变”改革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中去把握,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结合起来,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创新结合起来,实现了知与行的统一、全局与局部的统一、目标与路径的统一。“三变”改革启示我们,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树立“大势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正确认识和顺应国家和世界农村改革发展的大势,提高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的能力,做到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应势而动,确保农村各项改革谋在关键处,干在点子上;必须树立“大局观”,把农村改革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融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农村改革上连天线、下接地气,提高农村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树立“长远观”,用长远眼光谋划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对重点难点问题做好统筹谋划,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地有序推进。
  第二,要用辩证思维抓农村改革。“三变”改革抓住农村资源分散、资金分散、农民分散这个主要矛盾和统分结合中“统”得不够的矛盾主要方面,通过产业平台和股权纽带,推进土地、资金、劳动力按市场化发展规律集中,实现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三变”改革启示我们,农村改革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辩证处理好“八大关系”:一是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既要加快发展,又要提升质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二是抓大与抓特的关系,坚持在突出特色中做大总量、在做大总量中突出特色。三是抓点与抓面的关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全局着眼、在点上发力,以点突破、全面推进。四是抓近与抓远的关系,既要立足当前抓发展,保障民生需求;又要着眼长远打基础,给未来发展留下足够空间。五是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既要通过改革促进开放,聚集外部要素;又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激活内生动力。六是发展与民生的关系,既要通过加快发展做大“蛋糕”,又要在共享发展中分好“蛋糕”。七是扶富与扶贫的关系,既要鼓励支持“先富”的人进一步做优做强产业,又要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八是经济与党建的关系,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强化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第三,要用创新思维抓农村改革。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只有立足时代特征和实践需求,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推进时代与实践的新发展。“三变”改革,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当地发展的“现实逻辑”结合起来,在遵循矛盾运动规律和总结基层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的具体实践。“三变”改革启示我们,农村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农村实际相结合,用新理念、新举措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具体讲要做到四个转变:一是从过去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推动工作,转变为更加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农业发展;二是从过去习惯于争取政策强农惠农,转变为更加重视运用法治兴农护农;三是从过去习惯于依靠财政直接支农,转变为更加重视运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支农;四是从过去习惯于着眼国内市场调控产销,转变为更加重视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农业发展的空间和领域。
  第四,要用法治思维抓农村改革。“三变”改革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为核心,以公平公正为基本要求,确保改革正确推进、准确推进、有序推进、协调推进。“三变”改革启示我们,农村改革必须把法治作为重要保障,真正做到蹄疾而步稳、勇毅而笃行。一是围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法有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法治轨道上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二是围绕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积极稳妥推进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通畅的农村产权制度,确保在法治框架内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三是围绕健全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壮大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规模,推动农业保险事业发展,在法治引领下加快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四是围绕农村稳定这个大局,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维护群众权益,依法加强社会治理,高度关注和有效解决弱势群体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安居乐业。
  第五,要用底线思维抓农村改革。底线思维体现的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界值思维,一旦量变突破这个临界值,就会突破底线,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三变”改革启示我们,农村改革涉及农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要守住农民脱贫的底线,必须把脱贫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围绕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谋划和推进改革,让贫困群众在农村改革中甩掉贫困帽子、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二要守住农民利益的底线,资产入股、产业培育、经营主体选择、股权收益分配等等,都要守住保护农民利益的底线,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更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完善保护农民利益的体制机制,确保农民资产资源保值增值,农民利益不受损,不能把农民的财产权利改虚了、改少了、改没了。三要守住改革方向的底线,必须坚持土地公有的性质不动摇、土地家庭承包的体制不动摇、稳定土地长期承包关系不动摇,把握好改革的方向线、程度线、速度线,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推进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有效形式,总结出可复制、能推广、利建制的改革经验,确保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
  第六,要用民生思维抓农村改革。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建立起来的政党,其本质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工具。“三变”改革的核心是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通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共建共享中实现增收致富、壮大集体经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变”改革启示我们,农村改革必须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切实做到“五个务必”:一是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三农”问题始终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休戚相关,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必须以农民增收致富为根本,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着力破解“三农”发展难题,真正为广大农民谋发展、谋幸福。二是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的真正含义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解决农村改革发展的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凝聚群众智慧和力量抓改革、惠民生。三是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基础观点。在农村改革中,必须坚持用全面的、系统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一、二、三产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进步。四是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同样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同样需要从外部借力。深化农村改革,不仅需要致力于推进城乡配套的各项改革,革除一切影响“三农”发展的体制弊端,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还要以开放促发展,大力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不断拓展“三农”发展新空间。五是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三农”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复杂性、动态性,必须从历史的、全局的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把握“三农”工作的规律性,使改革更好地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同时,由于“三农”问题直接面对广大农民群众,涉及亿万农民的根本利益,各项政策措施必须落细落实。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坚持转思路、转作风、转路径,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是一条深化农村改革的哲学实践和创新之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到中国特色的“现实逻辑”进行了有益探索,其深层次的价值意义必将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